一位老师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有一次给小学生做国画技法示范，孩子们围成一圈观看，其中一个小男孩总是隔着短裤不停地玩弄着自己的小鸡鸡，他虽然觉得很好笑，但也没怎么在意，他认为这可能是孩子的习惯动作，好玩呗。
到孩子们作业时，这个孩子怎么也不够专心，画得很粗糙。他不明所以，认为可能是孩子年龄偏小，理解和动手能力较差，再一次为这个孩子进行示范和讲解，但孩子仍然画得很粗糙。于是他的结论是：这个孩子耐心和悟性都不好，难教。
放学后，他听那孩子的母亲说：孩子尿急了，憋得直打惊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：这孩子半个小时前尿就急了啊，怪不得他的心静不下来。他为此很是内疚。
孩子在家是不会憋尿的，应该是在学校养成了习惯，不然怎么能憋这么长时间？这个习惯是谁造成的呢？无疑，是学校老师。
县城小学班额大，人数多，六七十人一个班是常事，在这样的班里，必须要求孩子听话，否则课堂不得安静则无法上课。老师为了管好活泼好动的小学生，不得不用恐吓的办法吓唬学生，胆大的不怎么在乎，但那些胆小的孩子就可怜了，他们觉得老师那些严厉要求就是针对他们的，于是越发胆小。这就出现了有话不敢说、有尿要憋住的现象，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。
都知道憋尿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，都想创造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，但在济济一堂的大班额中，在以考分为衡量教学成绩的唯一标准下，谁又能真正改变这种难堪的现实呢？
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以奴性为主宰的教育，这种教育表面上是要培养人才，骨子里是培养皇家的奴才。现在我们在街头巷尾听到成年人常挂在嘴边的教育孩子的那句 “听话就是好孩子”应该是奴性教育意识的残留。不听父母话，就不是好孩子，不听老师话，更不是好孩子，这其实就是不允许孩子有个人的主张和见解。所以至今，中国在很多地方，从家庭到学校乃至社会的教育，都还有着奴性教育的影子。
从1985年5月起，我们谈了近三十年素质教育，新课程改革又强调以学生为主题的人本教育，虽然学校和老师在意识上的确越来越重视了，但大多仅限于“说在嘴上、写在纸上、挂在墙上”，在社会大环境中谁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心动却无法落实到行动上，课堂上依旧是灌输为主，恐吓为辅。谁愿意学生“从奴隶到将军”，把教室搞得整日闹哄哄的？
但从良知上来讲，我们不愿意总是看着孩子在成长的大好时期——中小学阶段，一直被高压、恐吓的奴性绳索捆绑着无法脱身，看着孩子上了大学后，弯曲的脊梁永远直不起来，或者有极少数幸运者因自身的活力摆脱了奴性的控制，在学术上有所建树，但他行事还得看上司的脸色，否则永无出头之日——还得回到奴才的队伍里来。
孩子憋尿现象折射了中国传统教育“奴性化”的影响力之深。作家孙郁在《鲁迅忧思录》中说道“读鲁迅，才知道我们的奴性有多深。人类在思想上不都是进化，大约是确实的。”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在教育上不都是改革和开放的，这大约也是确实的吧。让我们寄希望于第三代课改，真正地从人本出发，尽快解决大班额问题，办让孩子快乐的教育。